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新规：TRO诉讼邮件送达中国卖家不合法！

发布日期：2026-01-03作者：SellerAegis卖家守护阅读：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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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近期，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鲨鱼宝宝”（Baby Shark）相关假冒侵权纠纷中作出明确裁判：在《海牙送达公约》适用场景下，禁止以电子邮件形式向中国被告送达起诉文书。该裁决系联邦上诉法院层面首次系统性回应跨境电商侵权诉讼中的核心争议——依据国际法，能否以电子邮件向外国被告送达司法文书，为长期以来“默许未确认”的实践难题划定了明确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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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脉络与裁决核心：电子邮件送达中国被告被认定违法

该案源自一起典型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原告为韩国娱乐公司Smart Study，系知名儿童IP“鲨鱼宝宝”（Baby Shark）的权利归属方，其旗下相关作品累计播放量超88亿次，拥有多项联邦商标及版权。2021年，该公司以销售假冒“鲨鱼宝宝”周边产品为由，在美国对58家中国跨境电商卖家提起诉讼，率先获得法院临时限制令（TRO），后续又申请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经法院准许后，原告通过亚马逊平台获取被告关联邮箱完成送达，并进一步取得初步禁令。数月后，被告YLILILY与TOPIVOT主动出庭，以“电子邮件送达违反《海牙送达公约》、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为由，申请解除禁令。Smart Study随即主动撤销对该两名被告的起诉，转而向其余未回应被告申请缺席判决。

因电子邮件送达的合法性引发争议，法院组织专家论证后认定该送达方式违法，驳回缺席判决申请。此后，Smart Study以“无法获取49名被告实际地址”为由再次申请缺席判决，获法院批准，最终判令被告支付245万美元赔偿金并承担永久禁令义务。但针对另外两名可查实有效实体地址的被告（深圳市信达机械有限公司与昌格商贸有限公司），法院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不当”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Smart Study对该结果不服提起上诉，主张《海牙送达公约》未禁止电子邮件送达，且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f)(3)条，电子邮件可作为合法替代送达方式，认为地区法院存在对公约的曲解。最终，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维持原审判决，明确界定：《海牙送达公约》框架下，禁止以电子邮件向中国被告送达司法文书。

二、裁判逻辑内核：《海牙送达公约》的排他性适用原则

法院的裁判逻辑可归纳为三项核心要点，彰显对国际条约的严格遵守：

? 其一，《海牙送达公约》构建的是封闭式国际送达体系，而非开放式授权机制。只要案件落入公约适用范围，缔约国便不得擅自创设公约未许可的送达方式，这是维护国际司法协助秩序的基础前提。

? 其二，中国对替代送达方式的反对立场具有明确法律依据。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海牙送达公约》时，已明确声明反对采用公约第10条规定的邮寄等替代送达方式。若允许电子邮件送达，实质是绕过缔约国通过条约确立的明确立场，既违背公约制度设计初衷，也将破坏国际送达机制的相互尊重基础。美国法院进一步参考中国司法实践指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对反对邮寄送达的公约缔约国，应推定其禁止电子送达方式。

? 其三，美国国内程序规则不得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f)(3)条仅允许采用“不违反国际协定”的送达方式，且无紧急情况例外条款；第4(f)(2)条则仅适用于“无国际公认送达方式或国际协定未指定其他方式”的情形。在中国为公约缔约国且明确禁止相关替代送达的前提下，上述两条规则均无适用空间，电子邮件送达显然不符合法定要求。

法院特别强调，诉讼效率、程序便利性、案件批量规模及跨境电商诉讼的现实困境，均不能成为突破国际条约的正当理由，程序正当性原则不存在按案件类型弹性适用的空间。

三、核心争议回应：电子邮件送达中国被告并非绝对禁止

结合本案地区法院对49名“地址不明”被告批准缺席判决的实践，以及《海牙送达公约》第一条“受送达人地址不明时公约不予适用”的规定，电子邮件送达中国被告并未被完全否定，但其适用存在严格前提——被告身份或物理地址需达到“客观上无法查明”的标准。

需明确的是，“原告暂未获取地址”与“地址客观未知”并非同一概念。法院审查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可识别的物理地址，以及原告是否已尽合理努力获取该地址。即便地址存在不准确、可能无人签收或送达周期较长等问题，均不构成“地址未知”的认定依据。

但在当前跨境电商生态下，多数案件中被告并非真正“地址未知”。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已逐步纳入严格的信息报送体系，需按季度向中国税务机关报送卖家的主体信息、注册地址及收入数据等核心内容。此外，通过平台披露信息、工商登记记录等公开渠道，通常可查询到卖家的公司主体及经营地址，这使得法院对“被告地址未知”的主张愈发审慎。

本案中，上诉法院便明确指出，北京当地律师经核查确认，被告店铺页面公示的实际地址具备准确性，原告未履行公约规定的送达义务，仅以“未获取地址”为由主张电子邮件送达，缺乏合法依据。这意味着，在多数跨境电商侵权案件中，原告难以再以“地址未知”为由规避《海牙送达公约》约束，电子邮件送达的适用空间被大幅压缩。

四、裁决深远影响：送达程序跃升为跨境侵权诉讼核心门槛

要理解该裁决的分量，需明确送达程序在美国侵权诉讼中的基础性地位：送达是法院取得对被告属人管辖权的法定前提，仅提交起诉状仅构成形式立案，唯有完成合法送达，被告才正式纳入诉讼程序，对抗性审理方可启动。

过往跨境电商侵权诉讼中，这一程序要求常被弱化。大量案件通过临时限制令（TRO）先行冻结被告平台账户，在送达障碍显现前便通过和解结案。但近年来，法院对跨境电商批量诉讼（尤其是Schedule A类案件）中的TRO申请审查日趋严格，“先冻结、后谈判”的模式难以持续，更多案件需回归常规诉讼路径。在此背景下，送达程序重新成为案件推进的前置性门槛，该裁决的实践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五、辖区效力范围：约束有限但示范效应显著

跨境电商侵权诉讼的审理具有明显的辖区集中性，主要集中于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管辖纽约、康涅狄格、佛蒙特州）、第七巡回法院（伊利诺伊州）、第九巡回法院（加利福尼亚州）及第十一巡回法院（佛罗里达州）四大辖区。

从形式上看，本案判决仅对第二巡回法院辖区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作为首个系统性阐释《海牙送达公约》与电子邮件送达关系的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其条约解释路径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其他跨境电商侵权诉讼高发辖区的地方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大概率会参考该判决的逻辑框架与裁判标准。因此，该裁决的实际影响力远超其管辖范围，有望推动全美司法实践对跨境送达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态度。

六、诉讼策略调整：原被告双方的应对路径

? （一）对原告方的影响

该裁决最直接的影响，是将送达成本与成功率纳入原告的商业决策核心范畴，预计将催生三大诉讼策略趋势：其一，起诉前更审慎地筛选被告主体与管辖法院，优先选择送达难度较低的案件启动诉讼；其二，收缩批量诉讼的被告名单规模，聚焦高价值侵权目标，降低送达失败风险；其三，对低价值侵权案件，转向平台投诉、行政维权等更高效的救济路径，替代传统诉讼手段。

? （二）对被告方的影响

需明确的是，该判决并非中国被告的“免责护身符”：在仍可获批TRO的案件中，平台账户冻结可能先于送达发生，被告面临的资金与经营压力并未完全消除。但在TRO申请被驳回的案件中，送达合法性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被告可援引本案裁决，质疑电子邮件送达的有效性，要求原告通过中国司法部指定的中央机关完成合法送达——而此类跨境送达流程通常耗时数月甚至两年，被告可借此延长诉讼周期，获得更充分的程序抗辩空间与谈判筹码。

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此次裁决，并未终结跨境电商侵权诉讼的实践争议，但清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程序红线。后续值得关注的是，其他联邦巡回法院及批量诉讼高发地区法院是否会作出呼应，跨境电商侵权诉讼是否将因此形成更分化、更审慎的程序格局。这场关于诉讼效率与国际条约、实践便利与程序正义的博弈，显然仍将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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